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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
马西姆·吉鲁提 Clara·Calamai Dhia·Cristiani Elio·Marcuzzo
状态:
语言:
意大利语
编剧:
詹姆斯·M·凯恩 卢奇诺·维斯康蒂 朱塞佩·德·桑蒂斯
导演:
卢奇诺·维斯康蒂
看评论
地区:
意大利
年份: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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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情:

改编自美国J.凯恩的小说《邮差总按二次铃》,完成于1941年,在剧本必须由法西斯政府审查的拍摄条件下,维斯康提把这个通奸谋杀亲夫的畸恋故事,拍成充满绝望宿命气息的作品。


  片中一方面是出身贫家对头冤家的女主角,身不由己嫁给肥胖粗俗的酒店老板,她完全没有逃脱被豢养(并不时被羞辱)生活的勇气,而男主角则是个流浪的无业游民,他经不起女主角的诱惑,犯下致命的罪行,艰困的社会生活条件,明确烘托出男女主角各自别无选择、一拍即合的宿命孽缘。初执导演筒的维斯康提,在片中已经展现他后期作品中最大的特色:对人物不克自拔情欲心理的细腻描画,在饮食间两性对对方身体的凝视中,维斯康提把艰困的物质生活和不受拘束的内心肉欲作了明确的并列,弥补了通奸过程的简略。



--------影评--------



标题:为谁沉沦

  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维斯康蒂改变自詹姆斯凯恩的黑色小说《邮差总按两次铃》。有意思的是,维斯康蒂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并没有向凯恩购买拍摄权,换句话说,这部电影是《邮差》改编三部曲里的最没有法律效力的一部,命运捉人,作为原著的“私生子”,它确是名声最大的一部。   维斯康蒂放弃原著小说的名字,给予作品再命名的机会,名为"沉沦",改动看似虽小,也有避嫌动机,但也有更深的寓意。原本《邮差总按两次铃》这个标题具有比喻意味的标题,却和电影内容完全无关,且作为解释,意为:一般邮差送信时总会在住户门前按两次铃以防住户开始没有听到门铃声,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行为,在意大利的本土上,定会让不少人产生误解的。维斯康蒂取名《沉沦》,从字面意义上看,意思就是沉入水中,沦陷到水底。在电影里,维斯康蒂衍生了这个词语的能指范畴。首先,故事中的两次谋杀现场,都是跌入河道里的汽车下残破的人,两次谋杀都用同样的手段来实施,这就是所谓的“邮差总按两次铃”技法。再而,电影里人的沉沦,无论是为了利益,还是为了爱欲的驱使,结局下,事件中的人没有一个能遭到幸免。最后,是社会的沉沦,造就着人苦难的环境,正因为贫瘠,所以人才不择手段的活下去,活的更好,并为此愿意牺牲一切。这就解释了维斯康蒂的改编是突破性质的,原著更多的侧重于伦理批判上,而到了维斯康蒂手里,他把母题给扩大化了,两者在于母题设问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电影和小说有着很大的的差别,也许,这就是维斯康蒂没有向凯恩就改编权交涉的缘故,在他看来,我的电影,和凯恩的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作品。   说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体现在整部电影中,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脏”,这可不是仅指的是视觉上的“脏”,这种“脏”是无处不在的。对于街头巷尾的展示,对墨索里尼政权下 人民大众的劳苦,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指涉意味的,但他不脱离剧情,而是由同样作为工人阶级的底层人士,基诺所带出的。在电影里所展示的城镇也因基诺迷茫的心态主观加强了百姓的贫瘠。但这不是单方面的,在此之中,苦中作乐是展示百姓坚韧性格的好办法,生活也绝不是单方面的,载歌载舞是对于未来的希望,作品也不至于因了一个单调的情绪而失去真实性。百姓是能艰难过活的,城镇也是“脏”的。同时,在主要人物中,着重体现的是人的沉沦,沉沦在于对应于欲望的追求上,为此不择手段,从流浪儿和酒吧老板娘的相遇伊始,因为这层关系,两者将对方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不仅关乎两者“卑贱”的身份有着能把任何人脱下马的气势,还关乎对于经典“蛇蝎美人”的特别设置上。若只看结果,老板娘定是十恶不赦的女魔头,可过程的纠结和她对于爱的追求,冲淡了她的恶,结局也让人唏嘘不已。流浪儿基诺看似是被无意卷进来的人物,但她可以调开老板而为了酒吧女老板调情,始终不干净的手乘机揩着身边人的油(小偷惯例),使他从来不是什么善类,只是本身的小恶在“蛇蝎美人”的推动下,促成了他的“大恶”,由伦理上的不道德,进而成了触犯法律的杀人罪。一次谋杀(有意)是因女主角,二次谋杀(意外)是因男主角,“邮差总按两次铃”完美被构建起来。只不过,在结局末尾,犯罪现场上,应该给基诺更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使得加强作品的抒情意味,可惜,也许是受于当时“白色电话片”所影响,放不开手脚,导致了结局的仓促处理,人性的“脏”接受了法律的制裁,想来也觉得不妥。电影里的主要人物,三人关系,第三者被抓,夫妻先后被谋杀,这一切缘由在于丈夫觉得浪荡儿能干,物美价廉而挽留,妻子因丈夫的钱财而和丈夫艰难相处,丈夫常常殴打妻子,只为发泄生活的不满。浪荡儿留下是因爱欲驱使,本性如此。 三者关系具有很强烈的需求关系,这种清晰可见的利益关系,凸显人物关系下的“脏”。   说回来,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就不能不提当时“扛着摄像机上街道”的宣言,作用于本片,就是对于环境的抒情展示了。在继承法国诗意现实主义后期里的人物心理和环境表达的契合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本片里,也有着类似的处理方法。在城市马戏团的刻画上,有着许多的游吟音乐,意大利歌剧,爵士小调做为现场的背景音乐,剖析开来,游吟音乐可代表基诺的浪荡;意大利歌剧可看做是酒吧老板的传统主义,大男子主义的体现;爵士小调来自美国,那么老板娘的“蛇蝎美人”属性也因此音乐得到升华。但这三段音乐都置于现场音中,也不突兀,维斯康蒂只是在作品的过程中,用音乐承担人物刻画的功能,潜意识的影响观众给角色有更好的定型。再说到场景,作品里的公众场景都是热闹非凡的。这强调了意大利百姓苦中作乐的本事(上文已提及),且在全景构图上的杂乱(前中后景挤下无数的人脸)加强了这一概念,但他们都是围观者,而非事件的涉及者,这是否能作为批判来看,这就仁者见仁了。最棒的环境处理,还是在老板娘基娜和基诺相互告白的片段里,广阔的沙滩和荒野告示着他们的未来一片开阔,放下了过去的自私的行为和误解,为爱私奔。可惜,他们都忘了他们是被逼的走投无路,最终才去选择彼此。最后的“上帝之手”造就了意外的“谋杀”,打破了这个美好而又虚假的梦想。   维斯康蒂的《沉沦》发人肺腑,让人感慨。在作品契合了“街头上的摄像机”这一特征后,加上对于詹姆斯凯恩的黑色小说再创作;虽并未完全摆脱文学电影的性质,但在大刀阔斧的改编力度下,也消匿了文学电影的一些缺陷。在给予大量抒情意味的篇幅下,电影的叙事并没有受到一丝影响,在单线叙事结构环境下,叙事和抒情,两者紧密的结合到一起。若说电影像一曲叙事长诗,我想维斯康蒂的《沉沦》,大抵能做到起到一个定性的作用。
------作者:(豆瓣网友)啊砸